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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学者认为，不仅法律解释属于广义上的法的续造，狭义上的法的续造同样也是解释。
并非所有司法解释都是道德回应型的。比如，在江歌案中，江歌舍己救人的行为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在道德上谴责刘某忘恩负义。
对此，在法院、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围绕单身女性是否可主张冻卵权利，产生了较大的道德分歧。比如，民意时常会以道德直觉来判断公序良俗，造成对这一法伦理原则的过度滥用和错误判断。法律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司法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当然，裁判权仍然是司法的核心职能，即从法律的角度裁断争议。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依法得出的裁判结果合情合理。
若协调得当，则有助于稳定民心，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为此，本文将讨论的核心聚焦于中国司法面临的道德压力及其化解方案。除了宣示特定法律条款或者司法政策之外，指导性案例还能够针对审判中的疑难问题提出细化规则(主要通过裁判要点实现)，甚至能够对现有正式的法律规范进行进一步阐释或者补充，对将来的立法修订工作积累经验。
(12)即便如此，类推本身就是依据类比推理或者类比解释给予类似对待，其中相似点的确定并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由此也为类推带来了可废止性和不确定性，从普通法中遵循先例、区别(distinguish)先例，甚至推翻先例的类比实践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在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网络申请起算日的规定并不明确的情况下，指导性案例26号明确系统确认申请提交成功的日期应当视为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之日。虽然这种创造性植根于社会的发展，但是，经由具备实践理性和智慧的司法者及时发现和概括，并在个案中进行有效探索，仍然是非常必要的，现有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拟制已经初步显现出了以上特点。在该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部分，法官也并没有对此给出实质意义的理由，只是从形式的角度排除了受害者特殊体质对侵权范围的影响。
今天，拟制已经不大使用了。(27)参见蔡高强、唐熳婷：《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根本违约的认定——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化国际(新加坡)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评述》，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14期，第46-48页。
(36)参见孙光宁：《区别技术在参照指导性案例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及其改进——以指导性案例第24号为分析对象》，载《法学家》2019年第4期，第100页。法律拟制本身并不会产生不正当性，但是如果法律拟制没有遵循特定的设置规则和要求，就会在特定具体的法律拟制规定中出现问题，比如在刑事法律中就会出现背离刑法机能、加剧重刑主义倾向、罪刑失衡以及引起司法实践混乱等等。(17)[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由于刑罚的严厉、刑法谦抑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存在，刑法条文的修改都是慎之又慎的，在出现刑法条文与社会发展的龃龉时，法律拟制就成为重要的缓解方式。
(3)给予以上等同对待时并未说明其中的理由。从长远的角度来说，长期深入理解指导性案例能够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进而提升整个司法过程的质量。因此，从提升指导性案例中法律拟制的长效角度来看，在正式文本中提供丰富细致的裁判理由是大势所趋。但是，缺少明确支持理由也使得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拟制存在一定风险，需要进行有效规制。
一方面，在审判领域中，对于多数从事审判实务工作的法官来说，正式文本是其了解指导性案例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渠道，尤其是裁判理由部分。③从以上的援引情况来看，审理类似案件的很多法官认可并参照了指导性案例41号的裁判要点，实质上也就是贯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意图。
②对该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也有部分案例进行了扩展适用。可能对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拟制起到规制作用的方式有很多，例如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进行移情，将自己置于立法者的位置来获得准确认知，进而准确适用法律拟制。
(15)余地：《论法律的命名修辞——以视为规范为视角》，载《学术前沿》2019年第10期(上)，第110页。(13)指导性案例3号裁判要点2包含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也被后来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所吸收。同时，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归纳了整个案件中的核心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抽象法规则一般无二。法律拟制典型地出现在立法领域之中，但是指导性案例也已经多次出现了法律拟制的情况，值得细致研判和探讨。而指导性案例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能够针对法律规则出现模糊、空白或者矛盾的情况，基于法律目的提供创新规则或者解决思路。在指导性案例41号的裁判要点中，关键词之一就是视为，这是法律拟制存在的典型方式。
这种对法律拟制结论的扩展使用效果如何，还有待于审判实践的继续检验。当法律规则由于滞后等局限而无法保证法律目的时，通过法律拟制扩展法律规则的范围就成为实现法律目的的重要方式。
(12)谢潇：《法律拟制的哲学基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第110页。就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来说，在指导性案例出现之前主要通过司法解释来实现法律拟制，刑法的目的则主要通过特定的刑事政策来具体体现。
当然，由于法律拟制本质上是一种类推，而类推的核心问题——相似点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自由裁量，也带有不确定性，单纯依靠法律目的还不足以全面规制。这就意味着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拟制兼具了立法拟制和司法拟制的特点。
(11)参见李凤梅：《法律拟制与法律类推：以刑法规范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第140页。案例指导的现有规定，并没有关于法官使用指导性案例的责任条款，这种付诸阙如的情况意味着法官基本上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以及参照哪一个指导性案例。由于指导性案例具有零敲碎打的特点，能够聚焦于特定的具体审判难题，因此，指导性案例经常能够为后续的抽象规定提供经验积累。如果最初生效判决裁判文书的质量较高，那么形成指导性案例正式文本也非常方便，其中相应的裁判理由论述也比较全面。
众多法律原则也体现了各种法律目的。法定拟制是一种表达工具，其既可以实现指示参照的作用，也可以用来作限制或说明。
由此，在出现了新抽象规则的情况下，指导性案例26号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再具有指导作用。法律规范是一种假定、拟制的规范。
由于拟制这种善意的错误，旧规则和新规则之间的鸿沟常常得以跨越。④虽然学者们对法律拟制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对法律拟制主要特征的概括是比较相似的，主要包括(1)将两种情况、行为或者身份给予法律规范上的等同对待。
简而言之，指导性案例能否提供创新规则，决定了其受到审判实践认可的程度。(15)面对法律拟制的风险，更为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法律目的进行规制。而指导性案例41号裁判理由中的视为也符合以上法律拟制的三个主要特征：面对着行政机关给出的粗糙、笼统和概括的法律依据，司法者将其与没有法律依据给予了相同对待，而且在该指导性案例的其他部分(尤其是裁判理由部分)却并没有为这一结论给予相应的解释说明。相比于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形势，现有的法律规范面对丰富多样的矛盾纠纷，还是会在特定案件中显示出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也给审判实务带来难题。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认为该指导性案例的意义在于及时、有效地依法查处手段翻新、花样百出的新类型受贿犯罪案件，有利于依法从严惩处腐败犯罪，同时教育和警示国家工作人员廉洁自律、遵纪守法，提高拒腐防变、掉入受贿犯罪泥潭的警惕性和自觉性。这一点在具有创造性的指导性案例中也有不少例证。
(11)而对于兼具立法和司法性质的指导性案例来说，法律拟制和法律类推的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30)而最高人民法院在编辑该指导性案例的正式文本时专门新增了从正当程序原则出发的表述，虽然同样没有给出明确的程序法依据，却提供了正当程序原则作为整个案件的引导指向。
认定该罪名的直接理由是此类微信群的组织性、开放性和经营性，建群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组织人员前来赌博，相当于为参赌人员提供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⑤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宣懿成等18人诉浙江省衢州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案〉的理解与参照——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未引用具体法律条款，且在诉讼中不能证明符合法律的具体规定，视为没有法律依据》，载《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20期，第32页。